后巷里的公司旧账本和没有到手的钱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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茶壶盖被水汽顶得一跳，陈放伸手按住，另一只手把煤炉旁的搪瓷杯往里挪了挪。
后巷的地面刚冲过，水顺着砖缝往下水道口聚。两只黑色垃圾桶靠在墙根，桶盖上压着一张外卖单，油渍把字浸开了，只看得出“常德路”。
“别碰那张。”坐在塑料凳上的女人说。
陈放停了手：“我没碰。”
“你刚才看了。”
“后巷里就这么点东西。”
女人戴着一副窄框眼镜，头发在后脑勺挽着，身上是件洗得发白的灰衬衫。她把手机反扣在膝盖上，屏幕亮了一下，没去看。
陈放给她倒茶。茶叶是碎的，沾在壶嘴边，水色发黄。
“你叫陈放？”她问。
“嗯。”
“身份证上的名字？”
“你不是已经查过了？”
女人端起杯子，没喝，只在杯沿上吹了一下：“我问你。”
陈放把茶壶放回小电炉上：“是。”
后巷尽头传来拖车声。一个穿蓝背心的男人推着纸箱经过，看了他们一眼，又把视线移开。墙上晾着几条毛巾，滴下来的水砸在铁皮棚上，间隔不齐。
“谁把我约到这里的？”女人问。
“短信不是你发的？”
“号码是我的，手机昨天丢了。”
陈放从口袋里摸出手机，点开短信，递过去。女人没接，俯身看屏幕。
“十点二十七分，”她说，“你回了一个‘可以’。”
“你约我喝茶，我当然说可以。”
“我不会约你。”
“那就当别人约的。”
她抬头：“你知道我住哪儿？”
“知道。”
“知道门牌？”
“常德路三百六十七弄，五号，二楼。”
女人的手指在杯壁上停住。
陈放又拿起一只空杯，给自己倒水。他没有茶叶，杯里只有白开水。
“谁告诉你的？”她问。
“你自己说过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上个月，电话里。”
“我没跟你通过电话。”
陈放把手机屏幕按灭，放在桌上：“那可能是别人。”
女人看着那部手机：“你录音吗？”
“什么？”
“平时打电话，录不录音？”
“公司电话会自动录。”
“私人呢？”
“看情况。”
“什么情况？”
陈放笑了一下，笑意很快收住：“你今天是来喝茶，还是查设备？”
她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立刻皱眉：“这茶放多久了？”
“半个月。”
“还给人喝？”
“你也喝了。”
“我没说我要喝。”
“那你吐出来。”
女人把杯子放下，手背擦了下嘴角。手机又亮，这次是一条来电提醒。她按掉，拿出纸巾，把杯沿慢慢擦了一遍。
“你把我的地址告诉过谁？”她问。
“没有。”
“微信呢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为什么昨天晚上，有人到弄堂口叫我的名字？”
陈放看了一眼墙外。后巷口能看见一小段常德路，公交车贴着路边开过去，车身上的广告在积水里晃了一下。
“男的女的？”
“男的。”
“多大？”
“不知道。戴口罩。”
“你报警了吗？”
“叫了居委会的人去看监控。监控坏了。”
“哪一只坏了？”
“弄堂口那只。”
“只有那只？”
女人没说话。
陈放抽了张餐巾纸，折成四方块，把壶底溢出的水吸掉：“你住五号二楼，窗户朝天井。晚上十一点以后，窗帘要拉严。对面三号楼有一家装了摄像头，拍得到你家门口。”
“你还知道什么？”
“你家门锁换过两次。第一次是去年八月，第二次是今年三月。三月那次换锁的人姓周，电话尾号二一六八。”
女人盯着他：“你做什么的？”
“帮人找东西。”
“找什么？”
“手机，账本，钥匙。也有人找人。”
“你查我，是找什么？”
陈放没回答。他拿起手机，在通讯录里划了几下，停在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上。
女人伸手按住桌面：“别打。”
“我没要打。”
“那你给我看。”
陈放把手机转过去。号码后四位二一六八。
女人的手收了回去。
“周师傅是我朋友。”她说。
“修锁的朋友？”
“你管得着吗？”
“管不着。”
“你见过他？”
“没见过。”
“那你怎么知道他电话？”
陈放把手机锁屏，塞回口袋：“你发给我的。
“我什么时候发给你的？”
“上周二，晚上十点十七分。”
女人的脸色没变，手指却从桌面上挪开了。后巷里有人推着电瓶车经过，车把擦过塑料棚，棚顶积着的水掉下来，砸在地上的茶渍旁边。
陈放拿出手机，点开一张截图。
发件人的头像是一张灰色风景照，号码没有备注。内容只有一句：周师傅，三号楼门锁麻烦你这两天过去看一下，别让陈放知道。
女人看了几秒，把手机推回去。
“这不是我发的。”
“号码是你的。”
“我手机丢过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五月。”
“报案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补卡了吗？”
“补了。”
陈放端起茶杯，喝了一口。茶已经凉了，杯底有几片碎叶子。
女人看着他：“你到底想问什么？”
“周师傅给你换锁的时候，门里有什么东西？”
“家具，衣服，没什么。”
“有个人事档案袋，蓝色的，封面写着恒泰物流。”
女人沉默了。
后巷外面传来公交车刹车的声音，常德路的车流贴着路边过去。女人把椅子往后挪了半寸，鞋跟碰到水泥地。
“恒泰物流跟我没关系。”
“你丈夫开的公司。”
“已经注销了。”
“注销前把司机都裁了。”
“他不是我丈夫。”
“那是你同居的人。”
“也不是。”
“你替他收过劳动仲裁的材料。”
女人抬头：“谁告诉你的？”
“仲裁委。”
“仲裁委不会把材料给你。”
“那就是别人。”
“你们这些人，拿着几张纸就以为什么都知道。”
“仲裁申请人叫孙建国，干了七年，工资拖了四个月。公司注销前，把车和仓库都转到了一家叫盛达供应链的名下。”
女人没有说话。
陈放从桌下拿出一个透明文件袋，放到两人中间。里面是一张工商登记变更记录，几张银行流水复印件，还有一份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书。
“盛达的法人是你。”他说。
女人伸手拿文件袋，翻到最后一页，盯着身份证复印件上的照片。
“这是假的。”
“身份证号是真的，住址也是真的。你三月份在浦东签的字，公证处有录像。”
“我没去过浦东。”
“那天你去了常德路的一个茶馆，待了四十七分钟。出来以后，坐车去了虹口。”
女人把文件袋合上：“你跟踪我？”
“我查的是资产。”
“你替孙建国来的？”
“他没钱请我。”
“那谁请你？”
陈放看着她，没有回答。
女人笑了一下，笑意很短：“恒泰欠他十七万八。你们要是拿到盛达那批车，能有多少？”
“够先发工资。”
“发不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“车早卖了。”
“卖给谁？”
女人站起身，椅子腿在地上拖出一声响。她把外套拎起来，没穿，先往后巷出口走。
陈放没有拦，只把那杯凉茶喝完，才跟上去。
常德路口风很大。修鞋摊的帆布被吹得一下一下鼓起来，摊主蹲在电暖器前面，手里捏着一只鞋底。女人沿着梧桐树下走，走得不快，过了第二个路口才开口。
“那批车在外环仓库，卖之前都做了抵押。”
“抵押给谁？”
“银行，还有一个私人。”
“叫什么？”
“你查不到。”
“你知道？”
“知道也没用。”
“你签了资产转让。”
“我签的是借款。”
“借款合同上写的是车辆买卖。”
女人停在一家便利店门口，玻璃门里冷气往外冒。她低头点烟，打火机按了两次才着。
“他们拿我身份证开的公司。公司是我的，钱不是我的，车也不是我的。孙建国去仲裁的时候，他们让我出面，说只要说公司经营困难，最后给我五千块。”
“你拿了？”
“拿了。”
“花了？”
“房租，药，还有给周师傅的锁钱。”
陈放看向她的手：“你手上没有戒指。”
“我说过，他不是我丈夫。”
“那他是什么？”
女人把烟灰弹在路边的积水里：“老板。”
“恒泰的老板？”
“盛达的老板。”
她吸了一口烟，目光越过马路，落在一排旧弄堂的白墙上。
“公司注销那天，他让我把账本带走。
“放哪儿了？”
“我没带出来。”
“那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女人把烟掐灭，推开便利店的玻璃门。冷气在她身后断掉，外面的热气贴到皮肤上。她沿着马路走了十几步，在一家修鞋摊前停下。
“后面进去。”
修鞋摊老板抬头看了她一眼，没问，往旁边挪了半张塑料凳。女人从凳子后面绕过去，掀开一块褪色的蓝布。里面是一条只容两个人并肩走的后巷，地上铺着发黑的水泥砖，墙角堆着空煤气罐和纸箱。
陈放跟进去。
常德路的车声被墙挡住一半，剩下的声音从屋檐之间落下来。有人在楼上收衣服，竹竿碰到铁栏杆，响了两下。
走到第三个门洞，女人敲门。里面先传来拖鞋声，门开了一条缝。
“谁？”
“我。”
门开了。是个六十多岁的男人，穿白背心，手里拿着蒲扇。他看见陈放，脸色没变，只往里让了让。
屋子不大，靠墙摆着一张折叠桌，两把椅子，桌上放着紫砂壶和三个搪瓷杯。窗台上晾着几只洗过的茶杯，杯底还沾着水。
“这是陈律师。”女人说。
“我不是律师。”陈放说。
男人看了他一眼：“那就是来问账的。”
女人坐下，从桌子底下拿出一个旧蛇皮袋。袋口用电线缠着，解开以后，里面是几本账册、几张银行卡复印件，还有一只透明文件袋。
男人烧水。电热壶跳闸后，他把壶提起来，往紫砂壶里灌。
“茶叶要不要？”他问。
“随便。”陈放说。
“这里没随便的。只有茉莉花茶。”
“那就这个。”
男人从柜子里摸出一小撮茶叶放进去，盖上壶盖。第一道水倒进杯里，又被他端起来浇回壶中。屋里很快有了花茶的味道，不浓，混着煤气灶和旧木头的气味。
女人把文件袋推到陈放面前。
“这是账本，原件。里面有盛达给恒泰打的钱，也有恒泰转出去的钱。不是全部，能找到的就这些。”
陈放没马上打开：“你为什么现在交出来？”
“因为孙建国那边要执行了。”
“执行谁？”
“我。”
“你名下还有房？”
“没有。车子在停车场，已经被拖走了。公司账户冻结，银行卡也冻结过一次。现在解了，里面没钱。”
“那你担心什么？”
女人看着桌上的茶杯：“他们说如果我不把东西烧掉，就让我进去。”
男人把茶倒出来，三个杯子都添到七分满。他没给自己端，只用手指碰了碰壶盖。
陈放翻开账本。日期、金额、收款单位写得很密，很多地方用圆珠笔划过。第一页的右下角有一个签名，笔画重，尾巴拖得很长。
“孙建国知道这些？”
“他只知道车是怎么没的。”女人说，“不知道公司账。”
“你们没有报警？”
男人坐在窗边：“报过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去年十一月。”
“有回执吗？”
女人从蛇皮袋夹层里拿出一张纸，纸边已经卷了。陈放看了一遍，递回去。
“这是接报登记，不是立案通知。”
“他们说经济纠纷。”
“确实可能按经济纠纷处理。关键要证明你不是实际经营人。”
“我已经签字了。”
“签字不等于全部有效。要看签的是什么，谁让你签的，钱有没有到你手上。”
女人端起茶杯，吹了一下，没有喝。
“我说了，钱都没到我手上。”
“这话你得在笔录里说，不是对我说。”
她抬头：“你能接？”
“我先看材料。”
“要钱吗？”
“要。”
“多少？”
陈放把账本合上：“先不报价。你现在没钱，报价也没用。”
男人从抽屉里拿出一只信封，放到桌边。女人看见以后伸手去拿，被陈放按住了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
“他给我的。”男人说，“让我交给你。”
女人撕开信封，里面只有一张纸，打印的，落款是盛达公司，日期在公司注销前两天。
陈放扫到最后一行，停住了。
“资产移交确认书。”他说。
女人的手开始抖，但声音没变：“他说是账本保管证明。”
“你签了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就留着。”
外面有人喊修鞋，声音从后巷传进来。男人起身，把窗户关小一点。